40年前的今天，周恩來總理在京逝世，享年78歲。

　　在周恩來同志逝世40周年紀念日前夕，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周恩來答問錄》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國發(fā)行。答問錄，收入了周恩來同志1936年至1971年期間接受中外記者采訪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答問、散發(fā)的聲明等文稿64篇，約30萬字。

　　眾所周知，周總理自己沒有兒女，但一直撫養(yǎng)著他弟弟的幾個孩子，侄兒侄女便是他的至親。為此，觀海君(ID：guanhaineican)整理了周總理的幾位侄子的回憶。

　　總理給取名“秉和” 寓意安定和平

　　2015年9月，周秉和在接受強國論壇的采訪時表示，自己的名字是周總理給起的。 先從“秉”字說起。按家譜算，我們這一輩是“爾”字輩，我為什么成為“秉”呢?那段時期我父親來到哈爾濱和我母親成親，和大家族斷了聯(lián)系。

　　'秉’就是秉持，把握住的意思。我大姐叫秉德，二哥叫秉均，三姐叫秉宜，四哥叫秉華，我們家排行不分男女，我是老五。叫’秉和’是因為朝鮮戰(zhàn)爭從1950年6月打起，一直到了1951年我們開始和美國談判，一直談到1953年7月才真正簽署了和平協(xié)議。周秉和說。

　　周秉和還說，生他的時候，正好是邊打邊談的那段時期，所以總理的意思是我們在和談，還是要求和平的，希望能夠和談成功。所以，就給我起了一個名字叫秉和，要和平。大家安定、平和，包括做人，包括交友，都應該以和為貴。

　　對親屬嚴格要求 不搞特殊化對待“總理一直在提醒我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因為有他這個伯伯而沾沾自喜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對外不要拿這個跟別人去炫耀，更不要跟組織和單位上提特殊要求。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育。”周秉和在接受強國論壇的采訪時說到。

　　在農村插隊三年后，1972年, 周秉和通過貧下中農推薦上了清華大學，在周秉和到中南海給總理匯報時，總理第一句話就是“你是怎么上的大學，是不是因為我的關系給你搞了特殊化，你是不是走了后門?”

　　為此1973年，周總理到延安后還專門到周秉和曾經(jīng)插過隊的書記和群眾那了解情況。當時，棗園隊的書記說明情況，周秉和不是走后門之后，總理又說，“如果不是走后門，我就讓他繼續(xù)學下去，學完以后讓周秉和還回到延安參加你們建設，和你們一塊兒來建設延安，你們還歡迎他嗎?”

　　周秉和說，回到北京，伯父馬上把這事跟我說了，說你做好準備，畢業(yè)以后還回延安參加延安建設。這就是我伯父。

　　總理是國家的，不是我們家的

　　對于周恩來總理嚴格要求親屬，不搞特殊化對待這一點，周總理的其他的親屬也是深有體會。

　　據(jù)中新社報道，周恩來侄女周秉宜在作客南開大學“公能講壇”，回憶周總理的生活點滴，講述“西花廳的家風與家規(guī)”。周秉宜說到，“伯父和伯母不僅嚴于律己，對親屬們也嚴格要求，這使周家樹立起了良好的家風。”

　　周秉宜是周恩來胞弟周恩壽的三女兒，1949到1968年期間，在中南海與周恩來、鄧穎超一起生活，從小受到他們的言傳身教。周秉宜說，北京解放以后，周恩來就把三弟一家接到北京，原因有二：其一，周恩來的母親臨終前囑咐他一定盡長兄職責，照顧好兩個弟弟;其二，擔心弟弟在天津受到特殊照顧，破壞黨的紀律。“一些領導有意提拔我父親，也都被伯父拒絕了。”

　　西花廳是總理辦公的場所，孩子們在西花廳生活也有“三大紀律”：保持絕對安靜;周恩來和秘書們的辦公室不能進，不能享有領導干部子女特殊待遇;不該看的不看，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

　　作為總理的侄女，周秉宜從來就享受不到所謂的領導干部子女“特殊待遇”。她回憶，某年夏天，總理在西花廳接待蘇聯(lián)外賓。國務院招待科的工作人員就準備了一桶冰淇淋，用以招待外賓。工作人員看見兩個小孩兒在，就給周秉宜他們一人盛了一小碗。“很快我伯母就知道了，她把那位工作人員嚴厲地批評了一通。以后就再也沒有發(fā)生過這種事，我們再也沒吃過那么好吃的冰淇淋了。”周秉宜說。

　　周秉宜還一直記得總理曾在一次家庭會議上的表態(tài)：“你們不是我的子女。如果是，我會要求得更嚴格。”周秉宜表示，因為總理的言傳身教，自己無論什么時候都提醒自己是個普通人，不能搞特殊。“伯父伯母為什么那么嚴格地要求我們?他們就是想讓我們明白，總理是國家的總理，不是周家的總理，是為大家服務的。

　　七爸對我的工作和思想產生了極大影響

　　周爾鎏，就是周秉和提到的“爾”字輩堂兄弟之一。周爾鎏1929年出生在上海，“我出生不久生母就離世了，那時我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號，七爸和七媽在我家隱蔽時，我還不到1歲，他們對我百般呵護。在他的書籍《我的七爸周恩來》中，首次披露許多獨家史料，材料收集和撰寫耗費周爾鎏數(shù)十年時間。

　　據(jù)《青島網(wǎng)絡電視臺》報道，1939年至1942年間，周爾鎏一人在上海讀書。1946年，周恩來通過時任《文匯報》經(jīng)理張振邦先生幾經(jīng)輾轉找到了周爾鎏，“以后我就由七爸七媽直接撫養(yǎng)”。

　　周爾鎏說，七爸和七媽對周爾鎏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支持和幫助，也對他之后的工作和思想產生了極大影響。周爾鎏年輕時曾經(jīng)入伍當兵，后進入南開大學學習，畢業(yè)后曾任中聯(lián)部副局長、對外文委(文化部)司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中國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由于歷史巧遇和工作安排，常常是繼總理政治出訪某些國家后，我便隨后陪同文化代表團出訪該國。在國內，我也常陪外賓去總理視察過的地方和單位參觀。為此，七爸曾戲稱我對他是‘亦步亦趨，步我后塵’。”

　　特別的談話 講述了周恩來去世的真正原因

　　周爾鎏在書中還提到，1974年，鄧穎超曾和他有一次對話，周爾鎏將之形容為“特別的談話”。周爾鎏認為，這次談話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七爸七媽對他的最后囑咐。“1974年春天，七爸不僅是重病纏身，同時他在政治上還處于一個危難的時刻，七媽避開周圍耳目，單獨囑咐我配合他們作最壞的準備。”

　　周爾鎏在書中回憶起這次談話寫道，“總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還受到這種惡毒的污蔑和攻擊(指文革、四人幫期間)，你作為侄兒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對你七爸非常了解，對這樣極不公正合理的遭遇當時是會感到義憤的。其實不僅如此，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會降臨到你和你的家庭，這也是七爸讓我再次特地召見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作最壞的準備……北京的形勢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發(fā)展都很難說。”周爾鎏在書中回憶鄧穎超的談話。

　　周爾鎏在書中寫道，鄧穎超還向周爾鎏講述了周恩來去世的真正原因。“其一是‘文革’期間，眾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國家副總理在內，相繼落馬，被罷免職務，遭受迫害，處理國家政務的擔子主要落在總理身上，長期過度身心疲勞，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沒有得到及時的手術治療。在確診為患膀胱癌的時候，成立了一個治療組，王洪文為治療組長，治療組的意見是暫時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進行保守治療。”

　　周恩來侄女回憶 與伯伯的最后通話

　　1972年，周恩來因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才知道。當天七媽給她打電話，說伯伯喊她去吃飯。此時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樣，平時衣著整齊的伯伯穿著睡衣睡褲。當時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經(jīng)得了癌癥，她一聽還高興，說：“您平時那么忙，總是沒有時間休養(yǎng)，現(xiàn)在能下決心去住院了，身體調養(yǎng)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還送給她兩張在大寨的照片，說給你留個紀念吧。那時候，她沒聽明白這個紀念的含義。“因為他經(jīng)常送給我東西。上海表剛出來的時候，他給我買了一塊坤表。當時他特別高興，覺得我們的民族工業(yè)能夠生產自己的表。‘文革’時伯伯給了我很多像章，我結婚的時候他也送了很多東西給我，所以我覺得他送我東西很隨便，就沒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給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來病重這段時間是不允許探望的。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lián)芡穗娫?。電話已接通，周恩來就是問了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問到孩子、家中老人、工作情況等。而此時的周恩來已經(jīng)重病。

　　根據(jù)《周恩來年譜》的記載，1975年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華國鋒等領導人以及王海容、唐聞生、羅青長等各部門負責人談話127人次。

　　根據(jù)周秉德的講述，在周恩來去世當天，周秉德馬上趕回北京，回到了西花廳。見到鄧穎超后，周秉德抱著她痛哭，她沒哭反而安慰周秉德說：‘別哭，要堅強，化悲痛為力量，化悲痛為力量’!”周秉德說，在參加告別儀式時，七媽特別交代媒體不要報道我們，現(xiàn)在想起來她是在保護我們，因為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倒臺，她不想讓我們多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