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不是居領導核心地位的決策者，但共產(chǎn)黨的許多重要文件、主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黨中央報刊的重要社論，都出自他手。一段時間里，外界視他為共產(chǎn)黨意識形態(tài)的權(quán)威人物。

　　他在1992年去世時，獲得官方蓋棺定論：“久經(jīng)考驗的忠誠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論家和社會科學家、我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zhàn)線的卓越領導人。”他去世當天的《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除刊發(fā)新華社通稿《胡喬木同志生平》外，統(tǒng)一發(fā)四張照片，他與毛澤東合影兩張，與鄧小平、江澤民的合影各一張，寓意是他一直和三代共產(chǎn)黨領導核心在一起。

　　2015年1月，81.5萬字的《胡喬木傳》上下冊面世，這位共產(chǎn)黨要員身后終于有了官方版的傳記。對于成立于1994年的《胡喬木傳》編寫組（以下簡稱編寫組）而言，他們完成了最重要目標，如釋重負。2月10日，就在書出版后一個月，擔任組長的鄧力群去世。胡喬木之子胡石英在鄧力群遺體告別儀式現(xiàn)場說：“鄧力群叔叔是我父親最好的朋友。”

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在一起。

　　二十年前的任務

　　《胡喬木傳》的編寫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秋邀請胡喬木將幾十年的文章匯編成書，胡喬木欣然同意，他其實早就讓秘書邱敦紅和徐永軍、兒子胡石英一起整理他早先發(fā)表的文章。借出版社的外力推動，文集搜集整理工作步入正軌。

　　李今中于1991年10月從石油部借調(diào)到胡喬木身邊，負責文集的各項編輯工作，他向《鳳凰周刊》記者表示念念不忘在胡喬木身邊的330天。胡喬木在家中二樓騰出兩間辦公室，制定的工作原則很簡單：看材料、選材料、編材料，每周五匯報。胡喬木本人親自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合訂本，許多文章未署名或署筆名，別人無法辨認。胡喬木規(guī)定，只有全文是他親筆寫的才算自己的作品。

　　最終，有232篇文章被胡喬木圈定入選，隨后中央檔案館挖出36篇社論補充。《胡喬木文集》的第一卷收《解放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的社論和少量其他政治評論；第二卷收黨史、理論、政策方面的論述；第三卷是其他性質(zhì)的文章和雜文。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直到黨的十三大這一歷史時期，也就是他從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崗位退下來為止，黨中央所發(fā)出的重要文件，幾乎沒有一篇沒有傾注他的心血，留下他的筆記；作為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員，幾乎沒有一項重要措施和行動，沒有參與決策和貫徹執(zhí)行的。”李今中回憶道，他在資料整理過程中認識到胡喬木在共產(chǎn)黨中的歷史地位。1992年9月，文集第二卷尚在交付排印中，胡喬木去世了。

　　1994年5月，上級部門批準編寫組成立，明確規(guī)定主要任務：編輯出版各種專題文集，同時在此基礎上對胡喬木的生平進行研究，寫出有思想歷史深度的《胡喬木傳》。“這些工作實際上是從一個側(cè)面系統(tǒng)地總結(jié)黨的思想理論、宣傳文化工作的歷史經(jīng)驗，對于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長遠的意義。”

　　同年8月，編寫組正式成立，鄧力群擔任組長。編寫組設在當代中國研究所之下，該所是鄧力群和胡喬木在1989年9月組織建立，專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編撰工作”。

　　編寫組陸續(xù)出版了三卷本《胡喬木文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及其增訂本、喬木文叢（胡喬木談中共黨史、談新聞出版、談語言文學、談文學藝術(shù)、書信集、詩詞集）、《胡喬木集》、《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過兩次增訂的《我所知道的胡喬木》。

　　以此為基礎，編寫組在2006年完成《胡喬木傳》初稿，此后不斷修改，定稿時是46章，在2010年9月根據(jù)鄧力群的審讀意見向上送審。編寫組副組長程中原告訴《鳳凰周刊》記者，全書是在鄧力群的指導下完成。

　　鄧力群在審讀意見中總體肯定書符合“喬木同志對黨史著作的要求”，“可以作為黨史和國史的附傳來讀”。他還具體贊賞道：“例如關于人道主義與異化的問題，關于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等等，傳記作了有理有據(jù)的分析和評論，說服力較強，可以明是非、正視聽。”

　　中宣部將書稿給8個單位送審，分別是：中央辦公廳、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社科院、發(fā)改委、新聞出版總署。鄧力群點名要讓黨史界元老如逄先知和金沖及、原新聞出版署署長宋木文、原《求是》總編輯有林參與審稿。最終，從46章壓縮至38章。“核對材料、糾正錯誤、補充遺漏，這是內(nèi)容方面的修改意見；調(diào)整章節(jié)、刪削篇幅，這是結(jié)構(gòu)方面的意見；改善提法、潤色文字。”程中原轉(zhuǎn)述編寫組收到的修改意見。

　　以上說法都很籠統(tǒng)，程中原指出“改善提法”大有文章可做。對編寫組而言，最難的修改是擺正胡喬木和毛澤東、鄧小平的關系。中央的精神是，胡喬木是領導人的助手，在領導人的指導下協(xié)助工作。

　　“喬木是我們的第一支筆桿”

　　程中原介紹，寫作《胡喬木傳》有兩個基調(diào)，其一是鄧力群綜述胡喬木一生之語，“從學徒到助手到開始獨當一面”；其二是胡繩評價胡喬木語，“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1938年，胡喬木進入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任宣傳部長，翌年主編該部名下的《中國青年》雜志。正是胡喬木在《中國青年》上的撰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胡喬木一生的重要轉(zhuǎn)折點來臨，1941年2月他調(diào)任毛澤東秘書，從學徒做起。“他不到三十歲，一介書生，清秀文雅；在會上埋頭做記錄，并不說話。”楊尚昆回憶剛到毛澤東身邊的胡喬木。

　　鄧力群說，優(yōu)秀“學徒”胡喬木的突出表現(xiàn)有兩個方面。一是新聞和政論寫作，毛澤東出個題目、說個意思，胡喬木迅速完成文章，經(jīng)毛澤東稍加修改后就送共產(chǎn)黨報紙、通訊社發(fā)表。毛澤東曾開玩笑說：靠了胡喬木，我們有飯吃。第二，是胡喬木對于黨史研究的貢獻，他剛當秘書就參加《六大以來》的編輯、校對，此書被稱為“黨書”,是毛澤東與王明等留蘇派進行路線斗爭的武器。

　　中央機關到西柏坡后，胡喬木擔任新華社總編輯、中宣部副部長。進北京后，他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9月，他參與起草政協(xié)的《共同綱領》。10月1日，他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胡喬木在11月被任命為新聞總署署長和黨組書記，整頓建政初期的新聞業(yè)，制定了許多沿用至今的方針政策。

　　期間，胡喬木改進了新華社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工作方式，把《人民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黨中央機關報。他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是1949年后第一本重要的黨史教材。撰寫《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三十年》、制定第一部憲法、編輯《毛澤東選集》、起草八大文件……胡喬木馬不停蹄參與共產(chǎn)黨在意識形態(tài)上一項又一項重要工程。

　　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胡喬木同情彭德懷一行人，最終無奈屈從。1961年6月起，胡喬木迫于神經(jīng)衰弱癥嚴重，離開了中樞，開始長期休養(yǎng)。文革期間，胡喬木受到批評、審查、揪斗、軟禁，按他自己話說是被“冷藏”。但比起毛澤東的另外兩位秘書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尚屬幸運。

　　1975年鄧小平復出時，胡喬木受命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與“四人幫”爭奪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quán)。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胡喬木再次挨整，受壓寫下揭批鄧小平的材料。毛澤東去世后，胡喬木被禁止參加廣場上的追悼大會，也不準去人民大會堂瞻仰遺容。為請求開禁，他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即后人所說的“效忠信”。

　　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鄧力群去見鄧小平，王震帶上了胡喬木寫給鄧小平的道歉信。鄧小平表示不介意過去的事，要胡喬木放下包袱，并稱“喬木是我們的第一支筆桿。”

　　胡喬木復出后，協(xié)助鄧小平在意識形態(tài)上做了諸多工作。最大的成就，是他擔任第二個歷史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的負責人。至今，大陸在建政后的歷史問題上都須遵循該決議的定調(diào)。1980年，胡喬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1980年代留給外界的最重要印象，是他極力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

　　1987年十三大后，胡喬木退居二線，成為中顧委常委。1989年10月，他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定位自己的角色：“可以說我是鄧小平改革政策的忠誠擁護者。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他的親密助手。”

　　離開一線后，胡喬木將更多精力花在黨的文獻編輯和歷史研究上，他儼然成為黨史界的政治把關人。如《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這一類重要著作在修訂再版或編輯出版前，都要經(jīng)胡喬木在用字、句法、邏輯等方面把關。胡喬木甚至會過問這類書出版后的宣傳報道。

　　胡喬木名字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是大陸官方于2012年6月2日紀念胡喬木誕辰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