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龍網北京5月5日訊 5月5日，海淀法院發(fā)布消息稱，拖欠服務費一直未付，傳媒公司將網絡公司訴至法院，要求網絡公司支付拖欠的服務款158 700元，并賠償公司合理支出的11500元。日前，海淀法院審結了此案。

­　　傳媒公司訴稱，公司和網絡公司于2015年1至6月間經郵件、電話溝通后確定由公司為網絡公司提供媒體曝光的宣傳服務。關于服務費雙方約定：在媒體上每曝光一條娛樂報道公司收取稅后800元的費用，每曝光一條軟文收取稅后3500元的費用。截止到2015年9月份，公司共按照約定為網絡公司提供了272篇娛樂報道和一篇軟文報道的媒體曝光服務。迄今為止，網絡公司僅向公司支付了服務費62 400元，其余費用一直未付。

­　　網絡公司辯稱，不同意傳媒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第一，公司與傳媒公司之間不存在服務合同關系。從鄧某與傳媒公司總經理周某的往來郵件可以看出，兩人在商定交易條件特別是報價時，并無第三人參與，鄧某作為網絡公司的普通員工（現(xiàn)已離職），無權代表網絡公司與傳媒公司簽訂合同或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諾，傳媒公司亦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網絡公司授權鄧某簽訂包括電子郵件形式在內的推廣合同，同時，鄧某也不是網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傳媒公司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相信鄧某可以代表網絡公司簽訂合同。第二，即使雙方存在合同關系，傳媒公司亦存在嚴重的違約行為，公司有權拒付剩余款項。根據(jù)周某在郵件中提供的鏈接,相關文章絕大部分篇幅低于500字，不符合傳媒公司向鄧某作出的文章篇幅在500字以上的承諾。第三，依據(jù)合同法52條第四款的規(guī)定，傳媒公司的行為屬于有償?shù)男侣勑袨?，有償新聞?chuàng)p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故應為無效行為。綜上，傳媒公司無權要求公司支付所謂的服務合同剩余款項，且公司反訴要求傳媒公司返還公司已經支付的費用62 400元。

­　　庭審中，傳媒公司出示公證書一份，公證內容為兩公司相關負責人就本案媒體曝光服務內容進行商討的郵件往來，包括稿費約定、策劃方案、稿件素材、每月發(fā)稿數(shù)量核對等。

­　　網絡公司認可公證書的真實性，亦認可郵件中出現(xiàn)的相關人員均為其公司員工，但已經離職。雙方當事人均認可傳媒公司總發(fā)稿數(shù)量為272篇，另加一篇娛樂軟文，但網絡公司不認可每篇稿件的費用為800元，其認為每篇800元僅僅是鄧某與周某兩人的約定，不代表網絡公司認可該標準。

­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本案中，根據(jù)經過公證的公證書內容以及雙方當事人認可的郵件往來內容可知，網絡公司為推廣項目，委托傳媒公司進行媒體曝光，合作形式為網絡公司相關人員定期將稿件素材發(fā)送至傳媒公司周某郵箱內，由周某整理后聯(lián)系媒體進行曝光宣傳，費用以篇計，每篇800元。網絡公司雖主張相關人員的行為沒有公司授權，但該主張明顯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首先，網絡公司認可與周某進行郵件往來溝通的相關人員均為其公司員工，故上述人員在其在職期間所從事的與其職務相關的行為能夠代表網絡公司，屬于職務經營活動；其次，網絡公司雖表示相關人員的行為沒有公司授權，公司對此并不知情，但其未就該主張?zhí)峤幌嚓P證據(jù)證明，僅單純予以否認，退一步講，即便未獲得授權，但網絡公司事后以其名義向傳媒公司打款62 400元的行為亦應認定為是網絡公司對相關人員行為的追認。綜合上述分析，鄧某等人的行為屬于職務行為，相關的民事責任應由網絡公司承擔。

­　　網絡公司與傳媒公司雖未簽訂書面的服務合同，但根據(jù)雙方工作人員之間的郵件往來內容，可以認定雙方當事人對于媒體發(fā)稿服務的內容與價款已達成口頭約定，該約定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內容不違反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故應為合法有效。網絡公司提出的傳媒公司的行為違反了《關于禁止有償新聞的若干規(guī)定》，故應屬無效之抗辯意見，因前述規(guī)定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故法院對此不予采信。

­　　經詢問，雙方當事人均認可傳媒公司的總發(fā)稿數(shù)量為272篇，另加一篇娛樂軟文，但對于如何計算服務費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根據(jù)本案已查明的事實，第一，在網絡公司自行整理的《娛樂類媒體發(fā)稿匯總》列表中對每篇稿件的稿費均標注為800元，娛樂軟文的稿費標注為3500元，故應當認為網絡公司對于每篇發(fā)稿按照800元計算是沒有異議的；第二，根據(jù)鄧某向周某發(fā)送的7月份稿費結算明細的郵件內容亦可以計算出每篇娛樂類稿件的稿費為800元，娛樂軟文的稿費為3500元，該數(shù)額為鄧某認可的數(shù)額；第三，雖然在前期協(xié)商報價的往來郵件中雙方對于每篇娛樂類稿件的字數(shù)確實提出過要求，但是在后期的實際運作過程中，鄧某均未就字數(shù)問題向周某提出過異議?，F(xiàn)網絡公司以傳媒公司的發(fā)稿大部分沒有達到雙方約定的字數(shù)要求為由，否認每篇800元的計費標準，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jù)，法院不予采信。依據(jù)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傳媒公司作為服務提供方已就其提供服務的內容和價款進行舉證，網絡公司對此不予認可，故其應提供反證加以證明?，F(xiàn)網絡公司僅以相關人員已離職為由進行抗辯，不能推翻傳媒公司的主張。在傳媒公司已經按照約定完成了發(fā)稿任務，且雙方當事人對于發(fā)稿數(shù)量核對無異的情況下，網絡公司應當按照約定標準與傳媒公司進行結算。網絡公司以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合同關系、傳媒公司主張的合同無效為由，反訴要求傳媒公司返還已經支付的費用62 400元，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jù)，法院不予支持。

­　　最后，法院判決網絡公司給付傳媒公司服務費人民幣158 700元及公證費1500元。

­　　【法官提示】：

­　　信息時代數(shù)據(jù)傳播的特點決定了，為減少交易成本、方便交易流程，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交易雙方都不再簽訂書面的合同或協(xié)議，而是通過電子郵件、電話、微信聊天等方式即時就交易細節(jié)進行磋商。于是，在最大程度地便捷了交易雙方的同時，也為交易本身留下了風險，因為一旦產生糾紛，很多關鍵性的事實問題將存在舉證方面的困難，本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合作愉快的時候，雙方你來我往，交易進程極為順暢；一旦公司層面出現(xiàn)變故，對先前個人所從事的相關行為予以否認，那么提供服務一方要證明該個人行為系職務行為則變得非常困難。因此，在此建議交易雙方，在充分享受數(shù)字時代提供的交易便捷的同時，亦應充分考慮此種交易流程可能帶來的交易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