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原本是店員、工人、工程師、教師、學生……可是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他們毅然放棄在海外安穩(wěn)舒適的生活，告別親人，回國參加抗戰(zhàn)。

　　他們成為汽車司機、修理工，共有9批3200多人，其中福建泉州籍的有300多人。

　　他們奮戰(zhàn)在“抗戰(zhàn)生命線”——1146公里長的滇緬公路上，有1000多人犧牲，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人倒下。

　　他們用平凡的生命，活成了最耀眼的英雄模樣，譜寫了一曲蕩氣回腸的家國壯歌。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南僑機工”。

　　歲月流轉，山河重光，但英雄從未被遺忘。他們留給后人的，不僅是榮耀、是崇敬，更是無盡的思念，是那祖祖輩輩不曾忘卻的紀念……

　　一幅畫像寄情思

　　2025年9月18日，在位于云南省瑞麗市畹町鎮(zhèn)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76歲的駱漢聰在子侄的幫助下，顫抖著雙手，將大伯駱顯祖的畫像貼到英雄墻上。

　　英雄墻上密密麻麻貼滿了南僑機工的照片，駱顯祖的畫像排在隊伍的最后一個位置，列第723位。

　　這幅畫像，是駱漢聰根據父親駱顯榮生前對駱顯祖相貌特征的描述，結合駱顯榮的容貌，請人用AI生成的。畫像中的駱顯祖，神情堅毅，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歲月的塵煙。

　　駱漢聰拜了又拜。此刻，他老淚縱橫，說：“阿伯，我們帶您回家了！”

　　邊城畹町，成為駱顯祖永遠的家。而他的老家，則在2000公里外的福建省泉州市臺商投資區(qū)張坂鎮(zhèn)玉埕村。

　　駱顯祖很早失去雙親。作為家中老大的他，從小就挑起撫養(yǎng)照顧弟妹的重擔。1932年，19歲的駱顯祖在將年幼的弟弟駱顯榮、妹妹駱素珍托付給姑姑，將二弟駱細法寄養(yǎng)在村里一大戶人家后，便跟著一位堂伯到馬來亞打工謀生。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隨著中國沿海港口的陸續(xù)淪陷，1938年8月建成通車的滇緬公路成為當時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在國內急缺駕駛與維修人才的情況下，1939年2月7日，華僑領袖、時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的陳嘉庚先生發(fā)出征募華僑機工的通告，并先后組織9批3200多名華僑青年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共赴國難。

　　1939年底，15歲的駱顯榮收到大哥駱顯祖從戰(zhàn)火中寄來的第一封信，說他已經成為第9批南僑機工，回國參加抗戰(zhàn)，叫家里人不要擔心。信里只有寥寥數語，卻藏著赤子報國的決絕。彼時的駱顯祖，正駕駛滿載軍火的卡車，穿行在被稱為“死亡公路”的滇緬公路上。滇緬公路從云南昆明通往緬甸臘戌，沿線懸崖峭壁林立，敵機轟炸不斷，瘴癘彌漫叢生。南僑機工們以方向盤為武器，在槍林彈雨中搶運物資，1939至1942年間累計運送軍需物資50多萬噸。

　　1942年5月，第二封信跨越千山萬水送達。駱顯祖在信中說，惠通橋被炸毀，但他幸運地在炸橋前過了橋，現正在撤退中，等抗戰(zhàn)勝利、山河重光，就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了。信中提及的惠通橋，是滇緬公路的咽喉要道。1942年5月5日，國民黨守軍炸毀了惠通橋，將日軍阻止于怒江西岸，但許多難民及部分南僑機工也因此被困于敵占區(qū)并慘遭殺害。

　　駱顯祖躲過了此劫，卻沒躲過病魔的侵襲。這封滿含團圓期盼的書信，竟成了最后的訣別。一個月后，第三封信寄至駱家，但這卻是一份“死亡通知”。信中告知，身為分隊副的駱顯祖，在撤退途中，一路照料公文及指揮車輛，備受辛勞，病逝于下關醫(yī)院，時年29歲。

　　三封浸透血淚的信，勾勒出駱顯祖人生最后三年的軌跡，成為駱家三代人的精神寄托。后來，信雖不慎丟失了，但駱顯榮將信中內容及大哥的故事一遍遍講給子女聽，尋找兄長遺骸成了他畢生執(zhí)念。他曾向返鄉(xiāng)的其他南僑機工打聽消息，卻一無所獲。1990年，失聯多年的二哥駱細法從臺灣歸來，一句“一定要找到大哥”，更堅定了駱顯榮尋親的決心。2007年，駱顯榮臨終前，向子女留下最后的囑托：“去找到你們的大伯……”

　　遵照父親的遺愿，駱漢聰踏上了漫長的尋親之路。轉機出現在2023年4月，駱漢聰的弟弟駱漢逸從媒體上看到志愿者幫助尋找南僑機工的信息，就讓兒子駱杰鋒上網搜索。功夫不負有心人。駱杰鋒在云南檔案網上一份南僑機工名錄里找到了“駱顯祖”的名字。隨后，駱漢聰的兒子駱國山向云南省檔案館申請調閱檔案，終于確認駱顯祖為第9批南僑機工。

　　駱漢聰聯系上晉江人、云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zhàn)歷史研究會會長林曉昌，在其幫助下，獲得了駱顯祖的更多信息：駱顯祖畢業(yè)于廈門市立小學；歸國后在西南運輸處運輸人員訓練所參加集訓；后因“技術品性學識均佳”，升任華僑運輸先鋒第一大隊駕駛士分隊副；在抗戰(zhàn)中恪盡職守，直至積勞成疾，于1942年5月17日病逝于云南大理的下關醫(yī)院。

　　2025年5月，林曉昌回到晉江后，特意請駱家后人過來會面，并邀請他們參加9月在云南畹町舉行的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紀念活動，于是便有了開頭的這一幕。

　　駱漢聰在向父親祭告終于找到大伯下落后，有了新的念頭，那就是與家人一道，再跑一趟云南大理，設法尋到駱顯祖的骨骸，帶回家中，讓大伯魂歸故里，與親人團聚。

　　一抔紅土伴忠魂

　　提起11年前的“靈光一現”，晉江市東石鎮(zhèn)僑聯副主席蔡東晞至今仍慶幸不已。2014年9月18日，時任晉江市東石中心小學校長的蔡東晞在翻看報紙時，無意中看到一篇文章《特殊勇士——南僑機工》。他心里一動，說不定，在20世紀30年代下南洋、此后卻一直杳無音信的爺爺蔡長世，就是一名南僑機工呢！

　　蔡東晞通過旁人聯系上了晉江東石老鄉(xiāng)、在云南畹町做生意的林曉昌。林曉昌是第5批南僑機工林福來的義子，也是云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zhàn)歷史研究會會長。坐落于滇緬公路中國段終點畹町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就是他出資捐建的。

　　林曉昌很快打來電話，向蔡東晞證實，蔡長世是第5批南僑機工。蔡東晞欣喜若狂，隨即又淚如雨下。他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早已去世的奶奶楊牡丹。蔡東晞趕忙到奶奶墓前祭告：“奶奶，我找到爺爺了！”

　　蔡長世是晉江市東石鎮(zhèn)東埕村人，是家里的長子，原本跟著父親在村里當一名木匠。1935年，20歲的蔡長世為了謀生，跟著幾位同村的人一起下南洋。送別他時，剛結婚兩年的妻子楊牡丹還挺著大肚子。這時，她已懷有6個月的身孕。然而，讓楊牡丹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別就是一輩子。

　　起初幾年，楊牡丹常接到蔡長世的來信。從信中得知，蔡長世到馬來亞的檳城后，在一家米行當店員，因為勤勞肯干，很受老板器重。隨著米行業(yè)務的擴大，蔡長世被老板派去學開車，專門負責送貨，收入也跟著水漲船高。

　　眼看要過上好日子了，就在楊牡丹充滿期盼的時候，到了1939年，來信忽然中斷，丈夫如斷了線的風箏，音信全無。蔡長世到底去哪兒了？是不是碰上什么意外？

　　云南省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zhàn)歷史研究會寄來的相關資料，提供了答案，也讓蔡東晞終于解開了有關爺爺去向的不解之謎。原來，他的爺爺是第5批南僑機工。

　　1939年5月22日，蔡長世與500多名同伴乘“豐慶號”輪船，從新加坡出發(fā)，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三夜，經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上岸，轉乘火車到達昆明，進了西南運輸處潘家灣訓練所。經過短期的軍訓后，他們就開赴滇緬公路。

　　1941年的一天，蔡長世駕駛一輛滿載軍火的卡車，在途經滇緬公路上的重要咽喉之一——功果橋時，突遭日軍飛機的轟炸掃射。時年26歲的蔡長世不幸中彈犧牲，尸骨無存。

　　而在遙遠的晉江東石，蔡長世的妻子楊牡丹對此一無所知。她以瘦弱的身軀，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也開始了漫長的等待。楊牡丹將獨生子蔡崇遠拉扯成人，送他上學，培養(yǎng)成為一名教師。1989年，蔡崇遠得病去世后，她又將全部的愛，傾注在5個孫輩身上。

　　蔡東晞至今還記得，在上小學時，他在奶奶的梳妝臺上，看到擺著一張照片，那是一個年輕的男人頭像。奶奶告訴他，這是他從未謀面的爺爺蔡長世。后來，照片不見了。蔡東晞猜測，應該是奶奶在心灰意冷之下，或是怕觸景生情，將照片燒掉了。

　　據說，楊牡丹在年輕的時候，聽到一個村里人說蔡長世在四川“打日本鬼子”，她本想帶著年幼的兒子去四川找丈夫，終因路途遙遠而作罷；又聽人說不少下南洋的人都在那又找了老婆，或許蔡長世又娶了親生了娃，她賭氣道：“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找了！”

　　但心中的掛念，豈能輕易斷掉。2009年，93歲高齡的楊牡丹帶著遺憾離開人世。臨終前，她交代孫兒：“記得去找到你們的爺爺！”

　　2015年8月，蔡東晞帶著家人前往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龍縣，來到了蔡長世的犧牲地——功果橋。蔡東晞在橋邊祭拜后，捧起了一抔紅土，帶回晉江。他將這抔浸染過爺爺鮮血的紅土，輕輕地撒在奶奶的墓頭，說：“奶奶，爺爺回家了。”這對分別70多年的夫妻，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得以團聚；這場漫長的等待，終于畫上了一個溫暖的句點。

　　蔡東晞說，功果橋的風會記得，滇緬公路的土會記得，蔡家的子孫更會記得：有一位叫蔡長世的英雄，用生命踐行了對祖國的忠誠；有一名叫楊牡丹的女子，用一生詮釋了對愛情的堅守。他們的故事，是跨越時空的回響，更是永遠的精神傳承。

　　一張獎狀銘功績

　　3200多名南僑機工中，有1000多人為國捐軀，1000余人在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南洋，近1000人留了下來。蔡漢良就是留居祖國的其中一員。

　　蔡漢良的兒子蔡國偉原是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會計，退休后回到老家南安市東田鎮(zhèn)湖山村定居。提起早已過世的父親蔡漢良，他的眼神里滿是敬仰：“父親這一生，從南洋的火車司機到滇緬公路上的抗日勇士，再到家鄉(xiāng)的普通勞動者，每一步都走得踏實坦蕩。”

　　蔡漢良是第9批南僑機工。他自小命運多舛，5歲時曾被土匪綁票，7歲時父親服毒自殺，8歲就開始幫人放牛。

　　蔡漢良的父親有8個兄弟，都在泰國謀生。在蔡漢良10歲時，五伯父蔡興普將他帶到泰國讀書；16歲時，蔡漢良到八叔蔡鐵民開辦的一家礦務公司開火車。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在海外華僑中掀起支援祖國抗日的熱潮。蔡漢良積極參加泰國華僑商會組織的抗日救國運動，經常上街賣花籌賑，抵制日貨，并將月薪的10%捐出，直到回國參加抗戰(zhàn)為止。

　　1939年，蔡漢良決心報名當南僑機工。怕家人反對，血氣方剛的他干脆來個“先斬后奏”，偷偷跑到幾百里外的另一個地方報名，加入了第9批回國機工隊伍。在離開泰國前夕，蔡漢良給家中親人留下了一封告別信。這時，家人才知道他參加了南僑機工。他的伯父和嬸嬸為此專門追到南僑機工的集中地之一——馬來亞的檳城。嬸嬸對蔡漢良發(fā)了狠話：“今天是特意來追你回去的，你若不回，今后就永不相認了。”

　　可這依然沒讓蔡漢良改變主意。1939年8月12日，第9批南僑機工從檳城乘船啟程，歡送的人群擠滿了碼頭。人們唱起了那首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告別南洋》：“……你不見尸橫著長白山，血流著黑龍江？這是中華民族的存亡！再會吧南洋，再會吧南洋，我們要去爭取一線光明的希望！”蔡國偉記得，多年之后，父親有時會輕輕地哼著這首歌，只是那一刻，他的眼角布滿了淚花……

　　據蔡漢良晚年回憶，回國后，他先是參加了南寧戰(zhàn)役，日夜幫助運輸兵員和物資；其后，作為分隊長，他又曾帶隊開車運送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作戰(zhàn)。蔡漢良念念不忘的是，1940年，陳嘉庚先生率領“南僑慰勞團”前往滇緬公路慰問南僑機工，他作為機工代表之一，兩次受到接見。陳嘉庚先生在聽取蔡漢良用閩南語匯報南僑機工的情況后，握住他的手，說：“你們是華僑的驕傲！”

　　蔡漢良時常感慨，當南僑機工，意味著九死一生。1942年5月5日，惠通橋被炸斷，蔡漢良所在的中隊就有6輛車被阻在怒江西岸，隨車的南僑機工大都遇難。而就在前一天，在保山的蔡漢良也經歷了一次死里逃生。那天上午，他的好友、廣東籍南僑機工鐘少偉邀請他一起上街趕集。三天前，鐘妻剛生一女，鐘少偉想買只雞給妻子坐月子。而蔡漢良剛好有任務，沒有一同前去。

　　然而，就在這天中午12時，大批日本飛機轟炸保山。蔡漢良從駕駛室跑了出來，躲到旁邊田埂水溝里，總算逃過一劫；正在趕集的鐘少偉卻沒那么幸運，不幸遇難。

　　這一天，保山被炸死數千人。蔡漢良他們將車隊疏散到大理后，又奉命回來運送掩埋死者。蔡漢良一直忘不了那天所見到的景象：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原本繁華熱鬧的保山幾乎成為人間地獄。蔡漢良曾對兒子說，那是他有生以來目睹的最大慘劇。

　　1944年5月，蔡漢良被盟軍總部選上，經過一番嚴格的特種訓練后，被派往泰國，對日軍的拉溫軍事基地進行偵察。他設法混進一家日本人開的菜館當雜役，摸清了基地有關軍事部署后，歷盡千辛萬苦，設法將情報送回。后來，盟軍總部派出飛機，將這一基地炸成一片火海。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南僑機工開始復員，陸續(xù)返回南洋。蔡漢良選擇留下來，回到家鄉(xiāng)南安。1979年，他從福建省汽車運輸公司退休。1990年，蔡漢良去世，享年72歲。

　　當南僑機工，成為蔡漢良一生的驕傲。這段經歷，除了在他小腿上留下一處碗口大的傷疤外，還帶來兩枚紀念章：一是西南運輸處頒授的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榮譽紀念章，一是云南各界歡送大會贈予的南僑機工復員紀念章；以及一份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頒發(fā)的獎狀，上書：“華僑機工蔡漢良，熱心愛國，敵愾同仇，抗戰(zhàn)軍興，應募服務，前后七載，備致勤勞，應予嘉獎。”

　　蔡國偉說，父親生前精心保存的這些南僑機工證章，如今成了“傳家寶”?？粗鼈?，他仿佛聽見滇緬公路上的引擎轟鳴聲，看見父親頂著炮火、在懸崖峭壁間駕車前行的身影……

　　一封家書照山河

　　“親愛的父母親：……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弟妹是我所愛的，但是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豫躊躇，到底我是懷著悲傷的情緒，含著辛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

　　“這次去，純?yōu)樾谧鎳サ?。雖然我是社會上一個最不注意的蟲，雖然在救國建國的大事業(yè)中，我的力量簡直是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親愛的雙親，此去雖然千山萬水，安危莫卜，是不免凄愴心酸。但是以有用之軀，以有用之時間，消耗于安逸與無畏中，才更是令人哀惜不置的。因為生活就是斗爭，尤其是在祖國危難時候，正是青年人奮發(fā)效力的時機。這時候能親眼看見祖國決死爭斗，以及新中國孕育的困難，自己能替祖國做點事，就覺得此世不曾辜負了。”

　　這是一位女南僑機工寫給父母的家書。當泉州市泉州學研究所原所長、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館名譽館長林少川背誦起這封家書時，難掩哽咽。這一封家書，在穿越近一個世紀的時光后，依然熾熱滾燙，讀來讓人熱淚盈眶。

　　家書的作者是泉州安溪籍華僑白雪嬌，她是3200多名南僑機工中僅有的5名女性之一。她所寫的這封家書，曾影響并激勵許多南洋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戰(zhàn)。

　　林少川是一位華僑史專家，40年來一直執(zhí)著于南僑機工歷史研究。20世紀80年代，時為華僑大學教師的他，曾沿著滇緬公路考察南僑機工史跡，并深入云南、四川、廣東等8省60多個縣市，對100多位尚健在的南僑機工進行深度采訪，搶救并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南僑機工史料，也與這些歷史的親歷者結下了深厚友誼。

　　白雪嬌讓他印象尤其深刻。因同為泉州老鄉(xiāng)，兩人見面分外親切。白雪嬌雖然只在1971年回過家鄉(xiāng)安溪一次，仍鄉(xiāng)音未改，鄉(xiāng)情濃烈。林少川至今清楚記得當年會話的情景：白雪嬌指尖輕觸紫砂壺，在安溪鐵觀音的清香中，用流利的閩南語，回憶起參加南僑機工的過程，訴說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

　　白雪嬌出生于馬來亞檳城的一個華僑富商家庭,父親經營一家橡膠公司，是陳嘉庚的公司在檳城的代理。她于1937年春考入廈門大學中文系，后回到檳城擔任教師。

　　看到陳嘉庚先生發(fā)出的招募華僑機工的通告后，白雪嬌的心被點燃了。她深知，安逸的生活在破碎的山河面前毫無意義，于是下定決心棄筆從戎。為了避免父母的阻攔，白雪嬌偷偷辭去教師的工作，化名施夏圭報名應征。“施”是她母親的姓，“夏”指祖國華夏，“圭”與“歸”諧音，意為“為華夏而歸”。

　　出發(fā)前一夜，白雪嬌飽含深情，給父母寫下一封家書。1939年5月19日，這封家書在馬來亞《光華日報》上發(fā)表后，在當地引起很大的轟動，白雪嬌的名字很快傳遍南洋，感召著成千上萬的華僑青年。而白雪嬌對此一無所知，因為就在前一天，她已踏上歸國的征程……

　　然而，當白雪嬌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昆明后，雖然多次申請，卻因女性身份，未能如愿作為機工前往烽火一線。她輾轉到重慶，找到鄧穎超。在鄧大姐的建議下，白雪嬌轉赴成都就讀齊魯大學。其間，她積極參加大學生抗日宣傳隊，赴川北從事抗日宣傳、慰問傷病員；她還將前線見聞寫成報道，在馬來亞的報紙上發(fā)表，以親身經歷激勵更多華僑支援祖國。

　　抗戰(zhàn)勝利后，白雪嬌回到馬來亞，重新成為一名教師，但她依然心系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她依據報上所載圖樣，秘密縫制五星紅旗。1949年10月1日，這面旗幟在她所任教的學校升起。白雪嬌因此被英殖民當局逮捕，一年后被驅逐出境。

　　1951年，白雪嬌再次回到祖國的懷抱，隨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將滿腔熱忱投入教育事業(yè)，以三尺講臺續(xù)寫報國之志。2014年，白雪嬌在廣州去世，享年100歲。她的子女遵照其遺愿，將骨灰撒在了祖國的大海里……

　　林少川說，白雪嬌的一生，因那封家書而被銘記，更因對祖國的熱愛而閃耀。今天，我們重讀白雪嬌的抗戰(zhàn)家書，回顧南洋華僑抗日愛國的歷史和南僑機工回國參戰(zhàn)的壯舉，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2022年10月，隨著最后一位南僑機工、96歲的蔣印生在重慶與世長辭，世上再無南僑機工，但他們的家國情懷和赤子忠心，永遠為后人所銘記，并激勵著新時代的人們踔厲奮發(fā)、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