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告別沙龍，以色列應(yīng)謀求中東新定位

　　沙龍，這位以色列前總理，在靜臥病榻近八年之后，近日去世，給這個國家留下了一個必須浴火重生的未來。

　　沙龍的一生，經(jīng)歷了以色列這個國家?guī)缀跛信c外界的沖突和戰(zhàn)爭。作為政治家，沙龍有過別人不敢嘗試的驚人之舉，化解過各種各樣的政治危機。沙龍逝去的時代意義在于，以色列正在結(jié)束一個“英雄”的時代，而猶太民族苦苦等待的救世主——彌撒亞遠還沒有降臨。

　　現(xiàn)代以色列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與新中國幾乎同時誕生。但以色列國命運多舛。多難興邦，或許最適合描述以色列國的命運。兩千多年的流散歷史使得猶太民族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前行。以色列國命運的不幸，或許在于這個民族的復(fù)興必然給另一個民族帶來劫難。一塊土地，兩個民族，零和游戲的結(jié)局，帶來的是冤冤相報的輪回。沙龍為這個民族和國家所做的一切似乎無可厚非，但對同處一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來說，無數(shù)家庭的消亡和顛沛流離的難民，使他們實在沒有理由原諒和忘卻沙龍的鐵血。

　　和沙龍同時代的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命運也同樣讓人唏噓不已。兩人同樣是行伍出身，具有相似的履歷和資歷。沙龍曾在拉賓內(nèi)閣中擔任過部長，但因政見不合掛靴而去，而最終這兩位政壇梟雄卻命運相連。他們相同的命運在于，生前最后都在為和平孤注一擲，可以說付出了畢生的代價：拉賓被猶太極端分子暗殺，而沙龍在創(chuàng)建了前進黨之后不省人事。也許，拉賓和沙龍的命運正是民族和國家命運的濃縮。

　　以色列仍然是處于戰(zhàn)爭狀況的一個國家。對于以色列人來說，這是一種生活狀況，一種常態(tài)，用不著大驚小怪?；蛟S，這就是以色列的現(xiàn)實：安全與和平喊得最多，但離得最遠。

　　沙龍走了，但他留下的政治遺產(chǎn)卻顯得那么沉重。沙龍最后的驚人之舉是力排眾議從加沙撤軍，但眼下的加沙卻成為巴勒斯坦分裂的象征。巴勒斯坦分裂為加沙和西岸兩個實體，以色列人希望看到的和平前景漸行漸遠。

　　沙龍曾滿懷希望創(chuàng)建前進黨，但眼下的以色列政治格局又重新回到利庫德集團和極端宗教政黨主宰政治的格局，以色列的政治不是在“前進”，而是在“倒退”。以色列民眾不僅沒有對沙龍最終追求的和平抱有希望，反而又對“阿拉伯之春”后以色列在中東面臨的安全環(huán)境憂心忡忡。

　　沙龍的不幸在于沒能開創(chuàng)一個新時代。在中東正在醞釀翻天覆地變化的現(xiàn)實下，沙龍后人的民族生存觀念、安全理念、國家戰(zhàn)略定位，都得跟上時代變化的節(jié)奏和現(xiàn)實，這是以色列立足于中東的希望。作為大國和西方逐鹿中東的一個“棋子”，以色列在中東存在的價值一度體現(xiàn)在大國對其的價值判斷上。而現(xiàn)在美國對中東的戰(zhàn)略判斷在改變，對中東的主導(dǎo)能力在下降。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溫和勢力對美國的離心傾向在加大。以色列作為美國在中東“不沉的航空母艦”的判斷在存疑。伊朗、土耳其等地區(qū)強國圖謀新的中東角色。敘利亞的戰(zhàn)火可能隨時蔓延外溢。遠謀不如近鄰，在中東敵友關(guān)系面臨重組的大背景下，與周邊國家搞好關(guān)系是以色列在中東立足于長遠的必要一步，以色列到了必須尋求自己在中東新的戰(zhàn)略定位的時候了。

　　過去，以色列在中東的別樹一幟被西方視為“民主堡壘”，但中東國家卻普遍視以色列為中東的“異己”?，F(xiàn)在，沙龍離去了，而中東的地緣政治版圖正在重塑。以色列，或者浴火重生，或者拉賓和沙龍的政治悲情將繼續(xù)。(余國慶)